《文化研究在印度》[ 来源:《中华读书报》 | 发布日期:2017-03-18 | 浏览()人次 | 投稿 | 收藏 ]
张杰

  在2009年4月之前,旁遮普大学英语与文化研究系原名为英语系,因为其研究逐渐由英语文学转向后殖民研究、翻译研究、媒介研究、通俗文化、文学理论等方向,促成了系名改变之必要。2012年3月,该系组织了以“印度语境中的文化研究”为议题的全国性学术会议,论文集《文化研究在印度》(Cultural Studies in India,2016)即为该会讨论成果之汇编。文集共收录17篇论文,本文择取其中五篇,分三个主题来展示其中的学术成果。

  贱民与部落

  一直关注印度社会与文化问题的尚会鹏教授认为,印度教社会中的不可接触制是“种姓制的极端形式”。这种不可接触制导致贱民在教育、职业、婚姻、社交、政治权利等方面都备受歧视与限制,而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贱民阶层数量庞大,接近两亿人,因此是印度社会的严重问题之一。不过,毕竟英国殖民时期和独立后的印度政府都做出过一定的努力,比如印度宪法明确规定废除种姓制,并在教育、就业、婚姻等方面对贱民做出一些特殊的照顾,政府部门也会为其保留一定的行政职位。因此,贱民在文化教育、政治权利方面仍然逐渐取得了缓慢的发展。

  比如在旁遮普,无论是从经济、人口、文化、历史等方面来看,该地贱民的状况都要好于印度其他地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他们直接感受到了西方现代性,这种对外部世界的较早认知以及其小规模的相对富裕让旁遮普贱民在独立后的选举政治中占据明显的优势。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旁遮普的贱民作家们相继发表了一些自传作品,他们大多从事记者或教师工作,过上了中产生活。

  在任教于旁遮普大学的阿卡沙亚·库玛教授看来,这些自传多出现于作家晚年,且是作家被劝说甚至因有出版商大力赞助才问世的,外界的动力要大于作家自主书写的冲动。纯净-污染(purity-pollution)通常是其核心模式。很多作家都讲述了自己曾被排斥的经历,比如他们只能住在村庄西边,因为脏水会向西流,而贱民只配住在肮脏的地方。还有贱民男性主人公与非贱民女性的结合,尽管颠覆了高种姓男人与低种姓女性结合的主流叙事,但纯净/污染逻辑最终仍然浇灭了本能与激情。

  不过,作家们并不止于谈论种姓待遇、婚恋问题,也讲述经济状况,尤其是当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拥有土地时,境况将会大为不同。库玛由此认为,有地/无地(thelandedversustheland⁃less)事实上超过了纯净-污染的叙事模式,因为贱民受压迫的历史其实更多地与经济、土地关系、权力关系相关,而不是像以往所认为,是婆罗门的排斥造成了贱民地位的低下。现实生活中,实际的压迫者往往是地主,而不是婆罗门。通过考察众多旁遮普叙事文学,库玛发现,许多婆罗门处在社会结构的边缘地位,被提及的时候比较少,他们同样也会在村子里从事一些卑贱的工作。

  在印度,同样遭受歧视的还有一类人群,即表列部落。18、19世纪,英国殖民者曾利用部落人去获取森林资源,利用其对乡村的了解去建立与边远地区的贸易关系。然而,铁路和公路的修建很快就让部落人的作用变得可有可无。1857年之后,他们被殖民者等同于威胁旅行者的“暴徒”,《犯罪部落法案》(1871)则干脆将其视为罪犯,一旦有人发现他们,甚至可将其当场射杀。历史学家大卫·阿诺德认为,当时的欧洲社会正开始将漫游这种生活方式视为社会威胁,因此要将这些“危险的阶级”限定于其监控之下。问题是,这种漫游或“犯罪”出身被认为是遗传、种族性的,因此部落人的命运就被一种生物决定论牢牢地框定。

  1952年,印度政府废除了犯罪部落法案,也就是将这些部落“除名”,但其实他们仍然被以相同的方式对待。即使是现在,各州依然有法律禁止某些部落的人们流动,而另一些人必须在其

  途经地区的警察局注册。在本文讨论的这部论文集中,有作者专门讨论了印刷文化、部落衰败而导致的地方语言之灭绝。但其实部落人仍然存在于当代,那么在新的媒体时代,他们是如何表征自我的呢?

  海德拉巴大学的图屯·穆克吉教授在其《表演的变革性能量》一文中,以1998年查哈拉部落(Chhara)组建的布德汉剧场(BudhanTheatre)为个案,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个“除名”部落所处环境极为拥挤、肮脏,三平方英里的弹丸之地内住了两万人,大街上到处是污水,猪吃着随处可见的垃圾,出租车都不愿意开到这里。除了先天的表演才能,这些人没有其他的生存手段或技能,于是希望通过戏剧演出为自己争取尊严、生存和其他公民权利。其作品呈现了他们日常生活中遭遇的谋杀、强奸、警察侦查等磨难,其目的就是要让观众对社会和政治暴行敏感,质疑社会与政治的“真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德汉剧场是为尊严和社会正义而战,为所有被除名的部落而战。英国戏剧导演彼得·霍尔说:“在任何社会中,戏剧都是社会与自身论辩的最尖锐的方式。如果戏剧不发出挑战,不向什么挑衅,或者不能阐发什么,那么它就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布德汉剧场巨大的影响力证明,戏剧表演的确能够发挥一种变革性的力量,既能发掘表演者自身的能量,又能激发重塑世界的力量。但同样需要正视的是,社会整体对部落的态度变化是非常缓慢的。

  旁遮普的民间文学与文化

  在殖民与后殖民时期,对“印度性”的探索始终没有停息。很多知识分子将印度性视为一种本质,一种观念,一种原型,一种被建构起来并希望达到某种既定目标的机制。这样的界定不免失之抽象,难以获得普遍认同。而且,后尼赫鲁时代的政治转折使得印度社会空前复杂,传统与现代,物质与宗教,民主与霸权,精英与贱民等多种因素对立而并存,呈现出鲜明的后现代风格。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具体案例出发,思考其中蕴含的时代性与传统特征,或许是探索印度性更为切实可行的路径。旁遮普大学的伊希瓦·高尔、普实宾德·夏尔两位教授即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出发,对旁遮普地区的民间文学、民间文化进行了再审视。

  高尔在其《历史、历史学与旁遮普民间文学:经典与文化问题》一文中选择的是《希尔·瓦利斯》(HirWaris)等民间叙事作品。对很多主流历史学家来说,民间文学、民间文化或集体记忆以及民众活生生的历史经验并非真实、纯粹、可信的历史资源,它们与神话、信仰、想象这些非历史的意识混杂在一起。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就认为民间传说、民谣、习俗对历史的理解是“混沌而朦胧的”,它们只属于那些“智力只激活了一半”的民族。高尔却认为,民间共同体通过社会-文化的多种进程和语言交往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的历史,它有自己的本真需求,而且其全部传说构成了一种决然不同于官方或精英话语的异质话语。民间神话或许不能提供科学知识,却使人们看到、感知并思考一些指向现实的事物。葛兰西就曾经指出,哲学的拥护者不能忽略民间文学,它们是大众生活的表达形式,与纯粹物质力量有着同样的历史价值与能量。在前殖民时期,旁遮普人及其有机领导(圣徒,苏菲大师及印度教虔诚信徒)就非常清楚其民间文学遗产的重要性,将其作为反抗强权和霸权的助推剂。因此,高尔提出,后殖民时期有必要用人民的文学与文化去巩固与推动反殖民的话语。

  那么,民间文化在面对新的媒体环境和新的审美观众时又是如何被转换的?夏尔的《达雷尔·马哈迪之流行视频对民间神话的再发现与吸收》随即讨论了锡克歌手达雷尔·马哈迪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巨大成功及其原因。而作为电视或舞台上一个跳跃、欢腾、快乐的明星,马哈迪圆胖的脸显现出营养充足、随遇而安的气质,代表着富裕祥和、无忧无虑而非阴沉恐怖的旁遮普。

  在马哈迪等歌手之前,锡克教的邦葛拉(bhangra)舞曲几乎要僵化为一种民间艺术的展览品;后来,移居国外的旁遮普歌手将摇滚与西方韵律融入其中,从而使其与传统形式迥然有别。马哈迪的表演则主要汲取自本土的邦葛拉,同时加入一些独特的风格:比如,他头戴包头巾,且颜色鲜亮,有别于虔诚锡克教徒所戴的深蓝色,并以珠宝来装饰。这既表示他源自锡克,又不是特别凸显其宗教特征,颇得观众喜爱。再如,在T恤和长裤外,他穿有花边的长外套,将印度与西方风格混合在一起,同时传达出熟悉与陌生感。此外,对浪漫爱情或者一些难以改变的情感,马哈迪的演唱往往表示出一种反讽态度。

  夏尔指出,如果没有电视,马哈迪的影响会截然不同。他的音乐借助了由西方引入的新兴的电视文化、图像音频,从而使其风靡印度,走向全球。马哈迪的成功造成了一种令人兴奋的错觉,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想要成为歌手或演员。因此,尽管马哈迪的作品本身可能是游戏化的、娱乐式的,但在其生产与接受的过程中,潜藏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力量发挥了不为人知的作用。

  女性的凝视

  《文化研究在印度》的多篇论文中绝少谈及女性。前面所提到的旁遮普自传作家均为男性,其文本中基本不让女性发声,一般都是父子关系占据主要内容;在马哈迪的舞蹈中,给他伴舞的是女性,不过与马哈迪较为传统的形象不同,她们一般着现代服装,如衫裤套装,三角背心,短裤,迷你裙等等,由此被认为是“熟悉城市生活方式的”“精力充沛的舞者”。

  在这种对比下,德里洲际大学维韦克·萨齐代瓦教授的《颠覆男性的凝视:〈潇洒走一回〉》就显得非常可贵。在凝视理论的框架中,萨齐代瓦认为镜头下的印度妇女主要局限为两种形象,一种是受难、抗争的贞洁妇女,另一种是堕落女性,但都为男性观众提供一种类似窥阴癖的快感。可以说,在男性主导的影片中,女性从来没有被赋予变化的主动性、主体性。而作者的问题是:女性能否站在摄像机后?女性目光能否不受制于男性的目光?女性拍摄的电影能否在印度电影范式的转变中发挥主导作用?进而,未来女性主体性的脉络会有什么样的发展?

  在重点分析女性导演路亚·阿克塔尔的电影《潇洒走一回》(ZindagiNaMilegiDobara,2011)时,萨齐代瓦认为,该电影让女性担负起引领男性成长和发现自我的导师角色,且将男性而非女性身体商品化,的确成功地表达了不同的叙事方式,或可暗示印度社会和电影的范式转变。但是,等级制依然体现在这部电影的叙事中,因为电影始终围绕着三位男性主人公,更为关注男人改变、学习和成长的经历,而两位重要的女性形象则呈现为线性人格,基本是静止的、服务于男性的,其中一位是传统、善妒的印度妇女,随时准备为婚姻而牺牲个人抱负;而最重要的女主人公则只有一半印度血统,身居欧洲,因此她所呈现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并不能代表印度妇女。不过,无论如何,印度有更多的女性导演涌现,这本身就是巨大的历史进步。

     目前,印度各大学的文化研究通常还都附属于英语系,缺少如伯明翰那般独立的研究中心,某种意义上与中国的情况有些相仿。这部《文化研究在印度》论文集耗时四年方才出版,其原因不得而知,但其主题丰富,涉及贱民研究、后殖民理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等理论论争。本文无法介绍其全部学术成果,但由于会议以旁遮普大学为主导,遂将重心偏向关乎旁遮普地区的研究,亦是希望借鉴其关注地方性并由地方性来把握印度性的学术思路。

(编辑:孙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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